中文摘要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产业政策有效性普遍存疑的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在特定领域与阶段取得了积极成效。既有争论长期聚焦政府能否“选对赢家”，而中国产业政策的关键优势更多体现在内在运行机制，即“有组织的发现”。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典型案例可知，这一机制通过中央政府的战略定向、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执行与市场竞争的最终筛选，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放大企业进入与试错空间，并依托退出约束与事后纠偏发挥调节功能。该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全国统一市场、中央层面的退出治理能力和制度性纠偏能力等基础条件。当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推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形成协同互动、良性循环的制度合力，为“有组织的发现”在更高发展阶段实现制度化升级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