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与碳排放双控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数字化带来的效率红利能否充分转化为绿色红利，已成为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识别大数据政策的碳回弹风险、作用机制及缓释条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抬升了回弹风险，即政策实施后，相同幅度的碳效率改善所对应的减排幅度有所减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传统的能源—劳动替代效应未获经验支持；产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支出扩张，数字资本与能源投入之间的互补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扩张的能源需求，构成更具数字经济特征的碳回弹渠道。第三，新型能源禀赋和新型电力系统是碳回弹的重要缓释条件。清洁能源供给与电力配置能力越强，新增数字用能越能得到低碳电力体系的有效承接，碳回弹风险越低。本文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指出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绩效评价，强化数字资本全生命周期节能管理，并推动算力布局与新型电力系统协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