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畅通资本跨区流动，既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义，也是评估涉企收费改革成效的重要维度。本文利用手工收集整理的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和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据，将2017年涉企“收费清理”和2020年涉企“违规收费治理”作为涉企收费改革进程中的两项代表性政策冲击，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涉企收费改革对资本跨区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涉企“收费清理”政策的实施因短期内加重地方财政压力而诱发了违规执收行为，不仅推高了企业非税费用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抑制了区域营商环境优化，最终阻碍了资本跨区流动。而涉企“违规收费治理”通过规范执法，在降低企业非税费用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同时，改善了企业经营预期，从而推动了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显著促进了资本跨区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经济欠发达、非税收入依赖度较高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长期政策组合效应分析表明，涉企“违规收费治理”有助于真正释放前期涉企“收费清理”政策的惠企红利，两项政策的组合实施在长期内更有效地促进了资本的跨区流动。本文为打好涉企收费改革政策组合拳、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