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支付改革、道德风险与医疗控费
管理世界 · 2026 · [{"name": "付亚鹏", "affiliation": []}, {"name": "倪晨旭", "affiliation": []}, {"name": "丛正龙", "affiliation": []}, {"name": "王震", "affiliation": []}]
中文摘要
医保制度中的起付线等非线性成本分担规则可能与供给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产生复杂交互，从而影响医疗控费的效果与可持续性。本文基于2015～2019年全国医保结算微观数据，采用群聚—双重差分（Bunching-DID）方法，系统评估医保按疾病诊断组付费（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与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改革对医疗费用与个人负担的影响，并重点考察起付线附近的策略性费用调整（道德风险）及其对改革绩效的干扰。研究发现：第一，起付线显著诱导费用在门槛右侧群聚，约5.7%的就诊费用被策略性推高至起付线以上，使相关样本的人均医疗总费用上升14.3%，而患者自付费用未显著下降，表明医患双方共同作用下存在道德风险；第二，在考虑行为反应异质性后，DRG/DIP改革的控费效应呈现明显分布依赖：起付线附近患者的自付负担不降反升，且医疗机构出现一定的病例选择迹象；第三，相较于DRG，DIP在抑制门槛附近的策略性费用调整方面更为有效。本文将供给侧支付改革与需求侧非线性激励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拐点对政策评估的潜在干扰机制，为优化医疗控费政策工具组合提供方法论启示与经验证据。
Abstract
医保制度中的起付线等非线性成本分担规则可能与供给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产生复杂交互，从而影响医疗控费的效果与可持续性。本文基于2015～2019年全国医保结算微观数据，采用群聚—双重差分（Bunching-DID）方法，系统评估医保按疾病诊断组付费（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与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改革对医疗费用与个人负担的影响，并重点考察起付线附近的策略性费用调整（道德风险）及其对改革绩效的干扰。研究发现：第一，起付线显著诱导费用在门槛右侧群聚，约5.7%的就诊费用被策略性推高至起付线以上，使相关样本的人均医疗总费用上升14.3%，而患者自付费用未显著下降，表明医患双方共同作用下存在道德风险；第二，在考虑行为反应异质性后，DRG/DIP改革的控费效应呈现明显分布依赖：起付线附近患者的自付负担不降反升，且医疗机构出现一定的病例选择迹象；第三，相较于DRG，DIP在抑制门槛附近的策略性费用调整方面更为有效。本文将供给侧支付改革与需求侧非线性激励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拐点对政策评估的潜在干扰机制，为优化医疗控费政策工具组合提供方法论启示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