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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服务税的税负转嫁——兼论中国参与国际税改的路径

经济研究 · 2026 · 吴鹏、马述忠、刘锴

中文摘要

数字服务税(DST)的出现加剧了国际税收协调的难度,探讨其税负转嫁问题对中国参与国际税改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国家—产品—年月层面的中国跨境电商出口数据,通过研究目的国实施DST政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探讨DST导致的税负转嫁行为。研究结果表明:DST导致的税负可以转嫁,最终会导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缩减。对税负转嫁路径的分析发现,大型互联网企业通过提高履单费和广告费等方式,将税负转嫁给跨境电商企业;而跨境电商企业则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将税负进一步转嫁给目的国消费者。对税负转嫁程度的测算结果表明,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实现了超额转嫁,其税负主要由跨境电商企业承担,部分由消费者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性数字市场结构和更严格的数据限制能够削弱DST的不利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负转嫁的研究场景,并揭示了税负转嫁路径。本文建议中国政府在国际税改中采取积极合作的立场,通过实施一定政策倾斜、建立多维自主体系和加强跨境数字经济合作等措施,降低DST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与目的国的互利共赢。

Abstract

数字服务税(DST)的出现加剧了国际税收协调的难度,探讨其税负转嫁问题对中国参与国际税改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国家—产品—年月层面的中国跨境电商出口数据,通过研究目的国实施DST政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探讨DST导致的税负转嫁行为。研究结果表明:DST导致的税负可以转嫁,最终会导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的缩减。对税负转嫁路径的分析发现,大型互联网企业通过提高履单费和广告费等方式,将税负转嫁给跨境电商企业;而跨境电商企业则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将税负进一步转嫁给目的国消费者。对税负转嫁程度的测算结果表明,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实现了超额转嫁,其税负主要由跨境电商企业承担,部分由消费者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性数字市场结构和更严格的数据限制能够削弱DST的不利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负转嫁的研究场景,并揭示了税负转嫁路径。本文建议中国政府在国际税改中采取积极合作的立场,通过实施一定政策倾斜、建立多维自主体系和加强跨境数字经济合作等措施,降低DST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与目的国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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