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生产分工的背景下,贸易协定正加速向边境后措施延伸。这一趋势通过强化国家间制度协调与承诺,有效降低了跨境生产的制度摩擦风险,为全球价值链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关键保障。在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下,中国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由边境上开放逐步向边境后开放过渡,提供了以边境后措施为抓手,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从贸易协定的集约边际视角出发,利用深度贸易协定垂直层面数据,通过LASSO方法构建边境后措施垂直深化指标,并借鉴Gelbach(2016)遗漏变量偏差分解方法,分析边境后措施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VC参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边境后措施趋同有助于缩小GVC参与差距,并且边境后措施趋同的贡献占比显著大于边境上措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2004年贸易协定网络迅速扩张深化后,边境后措施开始显现对GVC参与差距的主导作用;边境后措施主要由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及补贴政策主导,边境上措施则主要由TBT与SPS政策主导;边境后措施的协调一致,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参与程度。本研究为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距,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Abstract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生产分工的背景下,贸易协定正加速向边境后措施延伸。这一趋势通过强化国家间制度协调与承诺,有效降低了跨境生产的制度摩擦风险,为全球价值链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关键保障。在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下,中国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由边境上开放逐步向边境后开放过渡,提供了以边境后措施为抓手,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从贸易协定的集约边际视角出发,利用深度贸易协定垂直层面数据,通过LASSO方法构建边境后措施垂直深化指标,并借鉴Gelbach(2016)遗漏变量偏差分解方法,分析边境后措施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GVC参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边境后措施趋同有助于缩小GVC参与差距,并且边境后措施趋同的贡献占比显著大于边境上措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2004年贸易协定网络迅速扩张深化后,边境后措施开始显现对GVC参与差距的主导作用;边境后措施主要由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及补贴政策主导,边境上措施则主要由TBT与SPS政策主导;边境后措施的协调一致,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参与程度。本研究为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距,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