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2008年以来,面对风险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呈现分化特征,制定有效的宏观政策对于改善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杠杆率分化的重要原因,讨论总量型和结构性宏观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并测算不同宏观政策的福利损失。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金融摩擦程度较大,风险冲击对其风险溢价、杠杆率影响较大,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投资和产出的下降程度,而其他冲击对杠杆率影响较小,对杠杆率分化的影响较弱。为减缓企业杠杆率分化现象,对两类企业实施统一的宏观审慎政策或下调准备金率政策可提高两类企业杠杆率,但也会提升金融中介基准贷款成本,挤出民营企业贷款。如果对两类企业实施结构性宏观审慎政策或者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改善其杠杆率分化程度,增加民营企业投资。从综合福利看,结构性宏观政策在应对风险冲击方面均优于总量型政策。本文研究为结构性政策何时使用、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如何协调等提供了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宏观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Abstract
2008年以来,面对风险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呈现分化特征,制定有效的宏观政策对于改善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杠杆率分化的重要原因,讨论总量型和结构性宏观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并测算不同宏观政策的福利损失。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金融摩擦程度较大,风险冲击对其风险溢价、杠杆率影响较大,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投资和产出的下降程度,而其他冲击对杠杆率影响较小,对杠杆率分化的影响较弱。为减缓企业杠杆率分化现象,对两类企业实施统一的宏观审慎政策或下调准备金率政策可提高两类企业杠杆率,但也会提升金融中介基准贷款成本,挤出民营企业贷款。如果对两类企业实施结构性宏观审慎政策或者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改善其杠杆率分化程度,增加民营企业投资。从综合福利看,结构性宏观政策在应对风险冲击方面均优于总量型政策。本文研究为结构性政策何时使用、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如何协调等提供了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宏观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