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基于名义刚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石,真实刚性会放大名义刚性而真实刚性源自市场竞争结构和技术等因素变化的逻辑,本文结合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经济引起的商品市场竞争结构变化如何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基于新凯恩斯主义价格动态调整模型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会通过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结构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总量效应和分布效应。前者的产生是因为数字经济会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由此改变企业价格调整对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利润变化的敏感度;后者是因为数字经济改变了商品市场竞争格局,导致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加速器机制而对不同类型企业传导效果出现差异。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会提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因此从总体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二是数字经济因改变商品市场竞争格局而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改善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地位,产生货币政策分布效应;三是数字经济通过市场竞争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受到货币政策立场和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对于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数字强国战略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水平,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Abstract
基于名义刚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石,真实刚性会放大名义刚性而真实刚性源自市场竞争结构和技术等因素变化的逻辑,本文结合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经济引起的商品市场竞争结构变化如何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基于新凯恩斯主义价格动态调整模型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会通过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结构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总量效应和分布效应。前者的产生是因为数字经济会改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由此改变企业价格调整对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利润变化的敏感度;后者是因为数字经济改变了商品市场竞争格局,导致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加速器机制而对不同类型企业传导效果出现差异。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会提高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并因此从总体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二是数字经济因改变商品市场竞争格局而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改善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地位,产生货币政策分布效应;三是数字经济通过市场竞争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受到货币政策立场和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对于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数字强国战略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水平,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