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于促进劳动者增收至关重要。本文探讨劳动力市场买方结构对工资决定机制的影响。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视角,本文将外生企业雇佣份额纳入工作差异化垄断模型,理论阐释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基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城市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匹配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集中度越高,则市场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低。这缘于较高的劳动力市场雇佣份额将赋予明星企业工资设定权,削弱企业与员工间的租金分享倾向,进而压低了员工工资。劳动力市场集中度上升还将增加在职劳动者工作强度并减少受雇机会,削弱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从而导致其工资议价能力降低。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形成的高劳动力市场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较弱,低技能、中年和小城市的劳动者工资对劳动力市场集中度较为敏感。城市规模扩张引发的企业数量集聚可以缓解明星企业引致的劳动力市场集中度上升问题,促进企业和劳动力集聚有助于削弱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并实现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本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Abstract
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于促进劳动者增收至关重要。本文探讨劳动力市场买方结构对工资决定机制的影响。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视角,本文将外生企业雇佣份额纳入工作差异化垄断模型,理论阐释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基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城市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匹配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集中度越高,则市场内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低。这缘于较高的劳动力市场雇佣份额将赋予明星企业工资设定权,削弱企业与员工间的租金分享倾向,进而压低了员工工资。劳动力市场集中度上升还将增加在职劳动者工作强度并减少受雇机会,削弱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从而导致其工资议价能力降低。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形成的高劳动力市场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较弱,低技能、中年和小城市的劳动者工资对劳动力市场集中度较为敏感。城市规模扩张引发的企业数量集聚可以缓解明星企业引致的劳动力市场集中度上升问题,促进企业和劳动力集聚有助于削弱劳动力市场垄断势力并实现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本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