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边缘企业”能否在既定出口市场持续扩张，是检验跨境电商政策赋能效应的重要维度。本文将跨境电商政策冲击引入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框架，并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的匹配样本，以2012年跨境电商政策推进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出口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在既定目的地市场出口突围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张和出口收入增长，且对初始出口能力相对较弱的“边缘企业”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通过缓解外部交易摩擦、提升目的地市场渗透效率和增强产品转换能力，从而缓解企业进入既定目的地市场后的扩张约束。此外，跨境电商赋能效应受国内供给侧调整能力、行业竞争结构以及海外本土化服务的共同制约。本文为完善数字贸易政策、稳定外贸主体及优化出口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Abstract
“边缘企业”能否在既定出口市场持续扩张，是检验跨境电商政策赋能效应的重要维度。本文将跨境电商政策冲击引入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框架，并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的匹配样本，以2012年跨境电商政策推进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出口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在既定目的地市场出口突围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张和出口收入增长，且对初始出口能力相对较弱的“边缘企业”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通过缓解外部交易摩擦、提升目的地市场渗透效率和增强产品转换能力，从而缓解企业进入既定目的地市场后的扩张约束。此外，跨境电商赋能效应受国内供给侧调整能力、行业竞争结构以及海外本土化服务的共同制约。本文为完善数字贸易政策、稳定外贸主体及优化出口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