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标准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当前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更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基本盘的核心驱动力。本文构建国际标准协调指标,实证检验标准协调对中国与第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与协调国之间存在标准协调事件对中国与第三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质量信号市场扩张、监管贸易壁垒降低、价值链关联增强三种效应促进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增长。异质性分析发现,当第三国与中国的需求结构差异越小、标准话语权越高时,标准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加显著。此外,以促进信息对称和提升透明度为目标的标准协调条款产生的溢出效应强于“边境后”条款。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与共建“一带一路”本身就蕴含着推动国际标准协调的制度功能,而在“两重”“两新”“两业”相关产业中,标准协调仍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揭示中国与国际标准协调的演进特征、丰富标准协调与国际贸易相关研究的同时,为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参与国际标准竞争以及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路径。
Abstract
标准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当前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更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基本盘的核心驱动力。本文构建国际标准协调指标,实证检验标准协调对中国与第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与协调国之间存在标准协调事件对中国与第三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质量信号市场扩张、监管贸易壁垒降低、价值链关联增强三种效应促进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增长。异质性分析发现,当第三国与中国的需求结构差异越小、标准话语权越高时,标准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加显著。此外,以促进信息对称和提升透明度为目标的标准协调条款产生的溢出效应强于“边境后”条款。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与共建“一带一路”本身就蕴含着推动国际标准协调的制度功能,而在“两重”“两新”“两业”相关产业中,标准协调仍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揭示中国与国际标准协调的演进特征、丰富标准协调与国际贸易相关研究的同时,为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参与国际标准竞争以及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