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制度在中国财政体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准确评估其经济增长效应，面临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内生性挑战。现有研究大多依赖面板数据中的时空变异、外生政策冲击或政策资格断点进行识别，但在该研究情境下，这些方法的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因而研究结论分歧显著。鉴于人口规模是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对县级人口统计值序列造成的外生冲击，构造总体转移支付规模的外生变动，并以此检验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15年县级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总体转移支付规模与县域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经过更换人口预测模型、调整资金分配设定、引入异质性以及筛选低偏差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转移支付的外生变动与卫生公共投资显著相关，表明转移支付确实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证实了本文所利用的外生变动并非纯粹噪音。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实证层面，提供了一个更为干净的因果识别框架，为理解转移支付制度的真实作用提供了新证据；在方法层面，系统梳理了现有测量误差方法的识别思路，并创新性地将外生冲击与误差修正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丰富了该方法的应用实践。
Abstract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制度在中国财政体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准确评估其经济增长效应，面临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内生性挑战。现有研究大多依赖面板数据中的时空变异、外生政策冲击或政策资格断点进行识别，但在该研究情境下，这些方法的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因而研究结论分歧显著。鉴于人口规模是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对县级人口统计值序列造成的外生冲击，构造总体转移支付规模的外生变动，并以此检验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15年县级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总体转移支付规模与县域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经过更换人口预测模型、调整资金分配设定、引入异质性以及筛选低偏差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转移支付的外生变动与卫生公共投资显著相关，表明转移支付确实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证实了本文所利用的外生变动并非纯粹噪音。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实证层面，提供了一个更为干净的因果识别框架，为理解转移支付制度的真实作用提供了新证据；在方法层面，系统梳理了现有测量误差方法的识别思路，并创新性地将外生冲击与误差修正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丰富了该方法的应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