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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实施机制与私人实施机制的监管联动——基于信号博弈和大语言模型的证据

经济研究 · 2025 · 陈运森、高毅达、于耀、刘赫

中文摘要

推动公共实施机制和私人实施机制的联动协同对于强化中小股东的行权力量和构建监管协同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本文构建信号传递博弈模型,通过手工搜集的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并结合FinBERT大语言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在中国这一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共实施机制(交易所监管问询)与私人实施机制(中小股东异议)存在监管联动效应。交易所监管问询能够影响中小股东信念和吸引中小股东参与,激发中小股东的异议投票行为。公司通过回函等信息披露行为能传递分离信号,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小股东无法主动识别机器学习预测的公司被问询风险,凸显了公共监管问询在信息传递和监管协同中的关键作用。事件研究法等检验表明,公共监管问询能够引导中小股东进行信息生产行为。最后,交易所监管问询和中小股东行权的监管联动效应在投资者关系管理较差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全面系统地评判以交易所监管问询为代表的公共实施机制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并为2024年国务院“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提供了政策启示。

Abstract

推动公共实施机制和私人实施机制的联动协同对于强化中小股东的行权力量和构建监管协同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本文构建信号传递博弈模型,通过手工搜集的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并结合FinBERT大语言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在中国这一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共实施机制(交易所监管问询)与私人实施机制(中小股东异议)存在监管联动效应。交易所监管问询能够影响中小股东信念和吸引中小股东参与,激发中小股东的异议投票行为。公司通过回函等信息披露行为能传递分离信号,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小股东无法主动识别机器学习预测的公司被问询风险,凸显了公共监管问询在信息传递和监管协同中的关键作用。事件研究法等检验表明,公共监管问询能够引导中小股东进行信息生产行为。最后,交易所监管问询和中小股东行权的监管联动效应在投资者关系管理较差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全面系统地评判以交易所监管问询为代表的公共实施机制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并为2024年国务院“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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