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碳排放具有较强的行业特征,具体表现为碳排放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而这些重工业行业处于产业链上游,且融资约束较弱。本文从这一行业特征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多部门DSGE模型,深入探讨惩罚性与激励性绿色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实施效果,并进一步分析相同减排目标下的最优政策设计。研究发现,绿色财税政策对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的上下游分布格局高度相关。对下游非重工业实施碳排放惩罚性政策,会导致非重工业净值降低,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导致非重工业投资和产出下降;同时,投资需求的下降也会使上游重工业商品的需求降低,导致重工业产出下降,从而大幅降低总产出。而对重工业实施惩罚性政策,对总产出的负面影响较弱。从最小化总产出损失的角度来看,将惩罚性政策应用于重工业可能是一种值得考量的方向;对于激励性政策,可以考虑对非重工业实施。本文拓展了现有以碳排放异质性为主的分析框架,为绿色财税政策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并为平衡保增长与减排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
Abstract
碳排放存在较强的行业特征,具体表现为碳排放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这些重工业行业处于产业链上游,且融资约束较弱,本文从这一行业特征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多部门DSGE模型,深入探讨惩罚性与激励性绿色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实施效果,并进一步分析相同减排目标下的最优政策设计。研究发现,绿色财税政策对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的上下游分布格局高度相关。对下游非重工业实施碳排放惩罚性政策,会导致非重工业净值降低,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导致非重工业投资和产出的降低;同时投资需求的下降,也会使得上游重工业商品的需求降低,导致重工业产出下降,大幅降低总产出。而对重工业实施惩罚性政策对总产出的负面影响较弱。从最小化总产出损失角度来看,将惩罚性政策应用于重工业可能是一种值得考量的方向,对于激励性的政策,可以考虑对非重工业实施。本文拓展了现有以碳排放异质性为主的分析框架,为绿色财税政策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并为平衡保增长与减排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